杨时（1053－1135年），世居福建省将乐县北郊龟山。宋代著名理学家、教育家和诗人。他“上接濂洛之传，下启罗（从彦）、李（侗）、考亭（朱熹）之绪”，对我国文化重心南移以及闽文化的开发起了筚路蓝缕的作用，一向被尊“程氏正宗”“闽学鼻祖”。

   文天祥《赞杨时》：“维我先生，天立作傅；七岁能诗，八岁能赋……”熙宁九年（1076年）先生24岁登徐铎榜进士。杨时于元祐八年（1093年）转师程颐。他与好友游酢拜见师傅时，大雪纷飞，但见程颐坐在院堂火炉旁的椅子上闭目养神，便在堂下恭候。待程颐醒来，发现杨、游二人站立于大雪之中。

   “程门立雪”，既是杨时对老师的尊重，更是对学术、对真理的敬畏。它为后人展示出一条奋进追求的励志求学之路。受杨时的影响，其得意门生罗从彦从家乡沙县徒步千里赴浙江萧山，向老师请教，还不惜变卖家产，到洛阳向程颢问学。杨时的三传弟子朱熹进士及第后，从崇安徒步到延平向李侗问学，从此摒弃释、道杂学，一心向儒，穷研圣学，终成大器。

   杨时把传先圣之道作为自己毕生追求的目标，倾力著述，以书传世。他提倡德育与智育相结合，读书与做人相结合，学与用相结合。主张把个人修养与实现社会理想联系起来，以增强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他极力勉励学生要珍惜时光，自强不息。他还创造了一种既是“讲学之方”，又是“养心之要”的“默坐澄心”，“于静中体认大本”的独特修养方法，并一直为其门人后学所信守，“以主静为宗”被称为“龟山门下相传指诀”。罗从彦将其传授给李侗，构成了早期闽学追求“静养”境界的特征。“延平四贤”都向往“平淡”生活，安贫乐道。从杨时到朱熹，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使中华民族主体文化儒学中断的道统得以延续，并且发扬光大。杨时把尊师重道的典范传给后世。

   宋政和五年（1115年），杨时主持编修将乐杨氏第一部《弘农杨氏族谱》，制订了十条祖训：一训父慈，二训子孝，三训臣忠，四训夫义，五训妇从，六训友恭，七训敬长，八训择友，九训睦族，十训和邻。

   此后各朝代杨时后裔谨遵祖训、恪守家规，以传承祖德为核心的家风也愈见浓厚，家风文化的内涵大大丰富。明代杨氏家训为：“勤耕务读，敦伦孝亲，卑无犯上，富莫骄贫，居仁由义，睦族和宗，布衣菲食，气忍家宁。”清代杨氏家训主要内容有：“顺父母，睦兄弟，和宗族，完国赋，务勤俭，勤耕读，谨丧祭，慎嫁娶，安本分，禁非为，守公法，记铭言。”

   在杨时的精心培育和影响下，他的儿子和孙子中先后有12人考中进士。杨时家风还泽被故里，自杨时以后，将乐籍人士，出现2人登文武头榜、66人中进士、4人任尚书的人文盛况。

   杨时立雪程门、载道东南之后对将乐风气影响非常大：一个是读书进取、耕读传家；一个是讲究名节、崇尚廉俭。杨时后裔杨汝桢，在安徽凤阳当知府“运家资以成王事”，公而忘私；将乐人黄锷在四川双流县当县令，致仕回乡之时“仅携《蜀志》一部”。将乐人受杨时影响，无论在乡为官还是在外从政的，都非常廉俭，因此，《将乐县志》记载：“自龟山先生载道南归，乡邑重道，读书进取，间有魁元，砥砺名节，后先相望。”“此将乐风俗之美也。”

   《宋史·杨时传》：“历浏阳、余杭、萧山三县，皆有惠政，民思之不忘。”杨时任浏阳知县期间，该县发生大洪灾。杨时积极组织赈灾，并暂缓征收灾民的赋税。明万历《萧山县志·人物传》记载：“政和二年为邑令，经理庶务，裁决如流。以民岁若旱，开筑湘湖，以灌九乡，至今民赖共利。祀名宦祠。”杨时任萧山县令时，率百姓筑湖，灌溉农田13万亩，解决了当时周围农田易旱易涝、连年受灾的问题。萧山百姓为赞扬杨时的功绩，为他建了生祠“德惠祠”，民谣唱：“民有天，湖不田，脱未信，视此年。”“西湖日出一只金元宝，湘湖日进一只金元宝。”

   清廉为民是杨时推崇中庸思想，坚持以民为本的从政理念，实施“仁政”的具体表现。主要包括民贵、宽政、法治与愿治相结合等。他提出“夫民者邦之本也，一失其心则本摇也”，“人君所当法者尧舜而已”，“宽者得众”。主张：爱人节用、取用适时、安抚农民、使民有家产，目的是为了休养生息，使民安居乐业。杨时还是中国历史上提出法治与愿治相结合较早的人。

   杨时一生清贫乐道，清正廉明。致仕还乡时，高宗皇帝赐给他官绢200匹、白银300两，颐养天年。但杨时坚辞不受，说：“乞恩于八闽，山无米，地无租。”高宗准奏“永为优免”。两袖清风而回。杨时在家乡生活十分俭朴“虽蔬食脆甘皆可于口”，“虽敝庐优屋皆可以托宿”。杨时辞世后，“身后肖然，家徒壁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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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编：卢昱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