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世中国，如果有人写本《历史长河中的孟子》，一定是很有意思、也很有意义的事情。因为大多数中国人以为儒家，就是“孔孟”，孔不离孟，孟不离孔。但在历史长河中哪里有这回事！从汉到唐安史之乱，把孟子当回事的人并不多。钱穆说“孟子发明性善之义，乃中国传统政治纲领，也即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之所依寄”，此话也只能说明、清，而不能及于宋元之前。

　　孟子论“性善”，同是儒家的荀子就不同意，针锋相对地以“性恶”立论。

　　汉儒不宗孟子，而宗子夏。所谓“诗书礼乐，定自孔子；发明章句，始于子夏”。把《论语》一句一句拿来注释的是子夏，没孟子啥事。孔子死后，儒分为八，子夏去了魏国西河，做了魏文侯的国师，孔子一语成谶，子夏真做了“小人儒”。在魏国，子夏培养出李悝、吴起，儒家与实际政治合流，法家渐渐兴起。后法家纷纷由魏入秦，助秦统一六国。

　　汉室兴起，董仲舒之儒即子夏之儒。孟子的“性善”论为董仲舒所不取。董子的人性论是“未善”。正因“性未善”，所以需要王教：“性者天质之朴也，善者王教之化也。无其质则王教不能化；无其王教，则质朴不能善。”

　　隋代之王通，虽然相信“性善”，但他不排佛、道，曰“三教可一”，没有孟子以辩士自居，勇排“杨、墨”的气势和偏狭，为后世儒者所大不喜。虽然他的思想对盛唐开放的文明有大影响，但后世被二程、朱熹等驱除出儒家正脉。

　　安史之乱后，韩愈排佛最力，拿出孟子做后盾。孟子从此从儒家的屋角向正堂移动。但韩愈在“人性”问题上并不尊孟，而是步孔子后尘，提出“性有三品”说。

　　宋代新儒学兴起，孟子先是登堂入室，然后经朱熹把《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合为四书，终于“孔孟”合璧，君临天下。自那之后一个极奇怪的现象，大多数儒者都认为“孔孟没而圣人之学亡”，直到二程、朱熹，沦丧千年的圣学才得以赓续。

　　但二程当时极力抬高孟子，为苏轼所不喜。当年张载之关学、二程之洛学、苏氏父子之蜀学三足鼎立。苏轼一生“疑经、辩孟、非韩”，与二程针锋相对。以至后来朱熹对苏轼攻击不遗余力，连他的朋友吕祖谦都看不下去，劝朱熹“善未易明，理未易察”，盼望朱熹在学问上能够包容些个。

　　朱子当时，有陆九渊心学、吕祖谦史学与他三足而立，当时还有陈亮的永康“功利学派”。“儒学”思想何时不统一为一，何时大师就如星空灿烂。

　　到了大明，虽然朱元璋不喜欢孟子，但因为朱熹一家独大，因此孟子也跟着光照天下。但孟子和告子辩论时，批评告子不懂在“心上集义”，徒在事上用工，说要“勿忘勿助”，王阳明就不买账。王阳明说：“我此间讲学，却只说个‘必有事焉’，不说‘勿忘勿助’”。阳明是真尊重孟子，但并非亦步亦趋，而是独立思考。

　　到了清末，儒家的最后一位大师章太炎，他读《孟子》中孟子和告子关于“人性”的辩论，得出结论说，真正有理的是告子，孟子是在徒呈口舌、强词夺理。

　　今日中国，与我亦师亦友的江苏兴化市教育局教研室教研员何伟俊先生，效法当年钱穆先生以小学教师研究中国儒学的榜样，不妄自菲薄，在工作之余，辛苦笔耕，研究中国传统。先是出版《论语里住着的孔子》，今日再写出《孟子的理想国——一位普通教师的〈孟子〉阅读笔记》。

　　我读《孟子的理想国》，感觉何老师和孟子当年的学生万章、公孙丑等人一样，是真尊敬孟子，佩服孟子发明“性善之理”。但何老师不是一般亦步亦趋的庸俗学生，只会唱赞歌。在解释《孟子》时，每到孟子说得激扬处，他一方面说：“老师说得精彩、太精彩了！”然后突然话风一转：“老师，现在是21世纪。老师你这段话精彩当然精彩，气势如长江大河，但好像不合今日之逻辑学。”

　　书中这样的地方有几十处，每次看到我都笑出声来。我设想，如果孟子能从坟墓里走出来，请他和他的今世弟子何伟俊先生喝茶辩论，一定非常出彩！我想孟子会很乐意。诚如王阳明所说：“此道问难愈多，则精微愈显。”因为没有万章、公孙丑等人的刺激，孟子的辩才就不可能展现的这么精彩，更不会有《孟子》这本书。

　　孟子力排杨、墨，在我看来，也多半找错了对象。孟子时，齐、魏相争，魏国又盛而衰，法家纷纷去魏赴秦，专制的阴云，已在西方兴起。而孟子所辩驳者，“杨”乃“保护私权”，“墨”乃“民间自保”，他们所维护的，正是孟子所身体力行的私人讲学，以及学问自由赖以生存的土壤。排杨、排墨之结果是“以吏为师”“焚书坑儒”。此后两千年的中国挂的是“孟子”的羊头，卖的是“法家”的狗肉。

　　今日中国，正处在第三次中西交流的关键时刻，中国传统如何继往开来？孔子云：“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何老师读经典，能独立思考，推陈出新，极为可贵，正是孔子所赞赏的好老师。

　　我想，这就是《孟子的理想国》在当下中国之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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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编：元王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