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本关于苦难的书，也是一本关于记忆的书。随着时间的流逝，有关纳粹大屠杀的记忆正在离我们远去，正因为此，从奥斯维辛被拯救出来的普里莫·莱维一生都在捍卫集中营记忆。

《被淹没与被拯救的》是莱维的最后一本书，他在书中对纳粹大屠杀进行了深刻分析。他甚至认为，只有那些被淹没者才是真正的证人，他们沉沦到地狱底部，再也没有回来，而自己只是代替他们站在证人席上，向这个世界说出大屠杀的真相。他在书中拷问体制，更拷问人性。这一切都是为了不让历史重演，为了不让毒气室和焚尸炉在世界的某个地方重新矗立起来。

要想获得拯救，就不能忘却

《被淹没与被拯救的》初版于1986年，离他的第一本回忆录《活在奥斯维辛》相距近四十年，一年后他坠楼身亡，死前没有留下任何文字。

莱维1919年出生于意大利都灵的一个犹太家庭，1944年因参与反纳粹活动被捕，被遣送奥斯维辛集中营。一年后他回到都灵，很快即写出《活在奥斯维辛》，但当时这部书并没有产生多大影响，1963年他发表《再度觉醒》，世界才注意到这位伟大的作家。书籍往往有自己的命运，二战后，欧洲人都不愿提起这段历史，直到1961年以色列审判艾希曼，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才引起世界的关注。

莱维几乎全部的著作，都是对奥斯维辛的记忆与思考。历史学家托尼·朱特称，他的叙事简明精确、复杂敏感，比其他人的回忆录“更冷静”。《活在奥斯维辛》讲述他的集中营经历，令人想起但丁的《神曲》，《再度觉醒》描写他返回家乡的过程，又令人想起古希腊史诗《奥德赛》，而《被淹没与被拯救的》则完全是一部进行理性分析与伦理思考的书，他在这本书中深入探讨了苦难及人类对苦难的反应。

显然，莱维具备一个大作家的真正素质，他的观察和描述就像解剖刀一般精准，但如果没有奥斯维辛集中营，他会是一个化学家，而不会成为一名作家。他的笔下没有任何有趣的故事情节，也没有惊险小说中引人入胜的逃跑、反抗、胜利和复仇。当他写作时，他的神经就像是裸露在皮肤外面。在“苦难”这个词的真正含义上，所有虚构的灾难故事都在他的作品面前黯然失色。他说“淹没”，那就是真正的淹没；他说“拯救”，那就是真正的拯救。

从书名就可以看出来，经历了炼狱般的饥饿、疾病、寒冻、劳累和毒气室，纳粹集中营中大多数囚犯被灭绝了，被淹没了，只有极少数人得到拯救，存活了下来。然而，世界的冷漠、痛苦的回忆和精神的折磨，使得其中不少人后来还是选择了自杀。沉浸在痛苦中的莱维战后也面临第二次拯救，他必须向世界不断讲述真相，以一个幸存者的身份，这个身份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编号是：174517号。

要想真正获得拯救就不能忘却，这就是莱维此书的主旨。记忆是构成人格的基础，如果没有记忆，就没有人格的完整性和连续性。一个群体也是如此，如果没有记忆构成的真实历史，一个社会就无法正常地生存下去。然而，在很长一段时间，大屠杀的多数施害者、被害者与旁观者都不愿直面这段往事，历史要么被粉饰，要么被伪造。莱维将这种行为称为“记忆的迁移”。

可以说，莱维的写作就是与这种“记忆的迁移”作斗争，与拒绝真实记忆的这个世界作斗争。

最糟的人幸存下来，最优秀的人都死了

那些施暴者总是想要忘掉这段历史，莱维认为，他们试图把记忆隐藏在内心深处，以减轻罪恶感。莱维在这点上对人性有点过于乐观，这些作恶者百般否认事实，不是因为出于厌恶自己的行为。必须记住的是，没有一个纳粹骨干分子真诚地道歉和忏悔，他们在法庭上都是振振有词，像艾希曼一样声称自己是奉命行事，不应当受到惩罚。

在现代科层制社会，一个公务员忠实地履行国家职责，他应不应当为其具体实施暴行承担责任，阿伦特讨论过这个问题，科拉科夫斯基也讨论过这个问题。他们的回答是，一个人必须为其执行犯罪的命令负责。说到底，纳粹体制不是由希特勒一个人创立的，独裁者从来就不缺乏帮凶。莱维更想要质问的是，这些施暴者为什么这么做？他们意识到自己正在犯罪吗？

迄今为止，纳粹的群体灭绝行为已经成为不可否认的事实。莱维其实明白，如果大屠杀这种有组织的暴行再次发生，这些施暴者还会这样做。就此而言，他们为什么这样做的问题，是没有多大意义的。他不明白的是纳粹对暴力的无意义的滥用，他们本可以将一个犹太老人杀死在床上，但他们却将他从床上拖起来，运送到遥远的集中营，在毒气室里杀死，根本不考虑杀人的成本。

许多受害者同样极力想忘掉自己的经历，除了生理与心理上的痛苦，还有一种尖锐的羞耻感。事实上，集中营不会使囚犯的灵魂受到净化，压迫越是残酷，人性就越堕落。“这个体制损害他们的道德和尊严，同化他们。”几乎所有受害者都没有反抗，他们像野兽一样，为了活下去而互相伤害。尤其是集中营里的特权囚犯，如操作焚尸炉的特遣队，管理囚犯的“卡波”，他们虐待其他犯人时，一点不比纳粹差。

当然，莱维没有将这些特权囚犯与纳粹相提并论，而是试图探究人性对权力的趋奉与妥协。他提到波兰罗兹犹太人隔离区的负责人兰科斯基，这个犹太领袖与纳粹合作，在隔离区建立起自己的独裁统治，作威作福，最后他也被送进了毒气室。莱维写道：“我们看到兰科斯基，便如在镜中看到了自己，他的道德的模糊性和我们一样，这是我们的第二天性——我们正是由黏土和灵魂混杂而成。”

极权主义为了摧毁被压迫者的抵抗，总是处心积虑地将手中的权力变成不可抗力，使集中营成为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他们利用的正是人类的弱点——人的自私与怯懦。纳粹正是用隔离、羞辱、被迫行军、撕裂亲情纽带，断绝与外界接触以及当众枪决抵抗者等方式，瓦解了囚犯的意志，使他们改变了自己的道德标准。

莱维讲述了自己的一件小事，他在集中营地下室发现了一个水龙头的存水，但他没有告诉别人，而是悄悄留给了自己。他写道，他活下来，却剥夺了另一个人的生存权。这是一个令人沮丧的事实，集中营的“被拯救者”并非那些总是行善的人，而是那些自私者、施暴者、麻木者、合作者、密探者。“最糟的人幸存下来，也就是说，那些最适应环境的人；而那些最优秀的人都死了。”

而集中营的证言往往却是出自幸存下来的特权囚犯。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结论，真正的见证人并不是那些被拯救者，而是那些被淹没者。

普遍的犯罪，是缺乏说出真相的勇气

很大程度上，《被淹没与被拯救的》是为普通德国人而写，当然也是为全世界所有人而写。书的最后一章，他讲述了他与普通德国人的通信。那些人在读了他的书以后，回信给他，试图答复他的问题。许多人声称他们并不知道大屠杀的真相，尽管他们知道后也对此感到厌恶和羞愧。也有人给他写信，认为不应当将纳粹的罪行归于整个民族。

???但是，莱维绝不相信普通德国人对纳粹的恶行一无所知，他们都读过希特勒的《我的奋斗》，了解希特勒对犹太人的憎恨，但他们却投票选他上台。他们没有见过集中营，但却目睹过“水晶之夜”。战争期间，德国人可以领取奥斯维辛仓库里的童鞋，却没有人质疑过这些童鞋来自何处。这使他确信，“当时几乎所有德国人的真正罪行，集体性的、普遍的犯罪是缺乏说出真相的勇气。”

在莱维看来，很少有德国人愿意冒失去自由甚至生命的危险给犹太人提供避难所，他们对纳粹暴行视而不见，装作不知道奥斯维辛发生的罪行。这反映出人性无法避免的卑下，只要灾难没有落到自己身上，一个人就很难体验到他人的痛苦。这就是为什么当一个民族面对自身历史上的灾难时，许多人往往不愿正视它，甚至会去美化它的原因。正如一个德国人给莱维的信中说，反思这一切需要具备文明的勇气。

莱维并不仇恨所有普通德国人，但他相信，存在着某种叫做民族精神的东西，存在着集体犯罪的东西。他不是哲学家，不会像雅斯贝尔斯那样在反思纳粹暴行时，思考存在的本质和悲剧的超越，他只想重拾自己对人类的信心。在莱维最后的这本书中，他质问的不仅是制度，而是人性。他最终死于自杀，给世人留下了一个谜，这个谜同样是一个质问。

莱维始终对人类的前景忧心忡忡，人类会吸取足够的教训吗？他宣称自己只是证人，而读者才是法官。对此，今天的许多年轻读者也许并不想要去了解这段历史，或者不忍心去了解，大屠杀离我们仿佛是太遥远了。但是，就像另一位奥斯维辛幸存者、匈牙利犹太人、作家凯斯泰尔所说，如果一个人不了解囚犯的生活，当灾难有一天降临到自己头上时，他将会对此一无所知。

因为人类是一个整体，所以丧钟是为所有人而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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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编：元王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