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图书馆面向公众开放《四库全书》库房??新华社?殷刚/摄??TAKEFOTO/供图

最近，国家图书馆开库展览了馆藏的文津阁《四库全书》。这是清代编撰而成的七部《四库全书》中唯一一部原书、原函、原架保存至今的。

　　《四库全书》是我国历史上的著名丛书，分为经、史、子、集四部，由纪昀、陆锡熊、孙士毅担任总纂官编修而成，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的瑰宝。

　　《四库全书》知名度极高，但人们对其细节又所知甚少：人们往往都知其名、知其全，亦知其分四部，由纪晓岚编纂。但人们又对这套书更为具体的馆藏、流传、增补编修情况以及编修此书背后的趣事知之甚少。

　　本期，记者采访了首都师范大学中国四库学研究中心主任、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陈晓华以及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古典文献学研究专家踪凡，他们对《四库全书》相关知识作了详细的介绍，以便读者更全面地了解此一“瑰宝”。

　　乾隆皇帝“立言”之作

　　曾有一部热播电视剧中有过这样的桥段：深夜，宅院中，乾隆皇帝命大才子纪晓岚焚烧某因言获罪的文化名人之藏书，否则将以同等罪责论处纪昀（纪晓岚本名为昀，字晓岚）。纪昀不想获罪，更不想焚烧这些珍贵藏书。紧急之下，心生一计，便求皇帝许他有四部书的“豁免权”，几番拉锯之下，皇帝无奈应允了。这可高兴坏了纪昀，他得意地对皇帝说，请命人挑出这堆书中的经、史、子、集四部，剩下的我马上就烧。皇帝愣了，因为经史子集四部书，包含了所有的书——书自然是不用烧了。

　　这个桥段很可能是杜撰的，不过其中透露出的两个信息却是真实的：其一，“经史子集”的分类方法几乎可以涵盖所有的中国书籍；其二，纪昀有一个特殊的身份，可以让他“肆无忌惮”地对皇帝提出一些关于书的要求。纪昀的这个身份便是《四库全书》编修总纂官，正是这个身份以及《四库全书》的修成让纪昀名留青史。

　　《四库全书》对于乾隆皇帝来说亦十分重要，这部书修成与否，直接关系到他能不能担得起一代贤德明君的称号——受到儒家文化影响，古代中国的统治者们都注重“立言”，特别是三国时期以降，魏文帝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提出了“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说法，将“文”提高到了统治者必营之务的高度。所以，乾隆皇帝需要这样一部纵贯古今而规模最大的丛书来彰显自己的文治之能，这也使他为参与修书的人提供了诸多便利。

　　从中国传统文化传承的角度看，《四库全书》又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部抄录了3500多种书籍的丛书是一部近乎传奇的图书集成，是中国传统文化最抢眼的外在表现之一。

　　然而，对于《四库全书》的评价却难一概而论。许多研究者都认为，这部书在保留珍贵文献上作了贡献，但是因为一些进献给朝廷的典籍反被禁绝、焚毁，大家对其也有异议，鲁迅先生对于《四库全书》甚至有“《四库全书》出而古书亡”的评价。

　　首都师范大学中国四库学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陈晓华对此做了说明：乾隆四库修书禁毁典籍一事，当清盛时，无人敢议。但当它衰时，尤其是到清末改朝换代之际，需要摧毁清政府的思想根基，揭露清政府的罪恶，四库修书禁毁一事才被一些学者极力彰显。这虽然这有利于推进革命发展，但难免夸大之嫌。当时就有学者孟森指出：“革命时之鼓煽种族以作敌忾之气，乃军旅之士，非学问之事也……不应故为贬义。”后来，那些激烈抨击清政府的学者，如章太炎在晚年也认识到自己早期揭露满清文化政策的文章有夸大事实的成分。而当时对《四库全书》提出异议的鲁迅正是章太炎的学生。

　　乾隆在修书过程中的“寓禁于征”也多为人指摘，陈晓华由此还专门撰文分析此问题，她特别指出“要客观对待‘寓禁于征’开馆修书与禁书对乾隆来说也是并行不悖的，如果书籍攻击朝廷等并不多，对乾隆来说，是可以接受，也是可以宽容的。但是，随着征书越来越多，违碍惊心亦越来越触乾隆之目，征书也就自然走向禁书，此谓‘寓禁于征’。不过，禁书是历代封建王朝皆有的事情，改书亦是历代封建统治者所惯用的手法，并非乾隆一个人的专利。总体而言，四库修书仍是一项前无古人的文化事业。”

　　历时二十年编撰完成

　　《四库全书》之“四库”指“经、史、子、集”四部，因《四库全书》之中四部之书都有，并且基本囊括了当时的所有典籍故而称为“全书”。每部收录其中的书都由编纂之人撰写提要，并由总纂官纪昀将这些提要汇总、编写，成为《四库全书总目》。“《总目》凝结了纪昀一生的心血。”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导、古典文献学专家踪凡这样评价。而对于四部分类法，陈晓华强调：“四库，是中国学科体系和知识系统的载体。”

　　关于修书的背景，陈晓华也作了较为详细的介绍：乾隆时期，国力强盛，政治经济高度繁荣，有清一代的国力在此时达到了顶峰，创下了被后世赞誉的“乾隆盛世”。由此，乾隆朝有能力也有意要组织大批人力物力对政治经济的强盛做出进一步的烘托，以期反映盛世的宏大，以期探讨更高明的政治经济文化策略。当时的文化情况是：书坊兴盛，公私藏书繁富，但藏书现状令人担忧，有识之士（四库馆臣周永年等）继明代曹学佺再倡儒藏说，主张仿照佛教、道教贮藏经典的办法，把图书集中起来，分别藏在学宫、学院、名山古刹等妥善的地方，供学者应用，防止遭到意外的破坏。不仅如此，此时文化的发展也要求对文化做出总结。缔造了“乾隆盛世”的弘历，亦想在文化建设上超越乃祖乃父。同时我国古代学术发展到清代时臻至鼎盛，进入了总结期。当时，辑佚活动大规模展开，大型丛书大量编纂，公私藏书非常丰富。文化形式迫切需要对国家藏书及社会藏书做一次全面的清理，编纂一部反映当时藏书盛况和总结文化学术发展的大型目录书。这项任务过于庞大，只能是政府出面才能完成。

　　随着传统文化的不断成熟，以及如何对外来文化做出交代总结，编撰总结性大型图书的要求日益显得重要。到乾隆三十七年（1772），形势趋于成熟，于是，有了乾隆帝“朕几余懋学，典册时披，念当文治修明之会，而古今载籍未能搜罗大备，其何以裨艺林而光策府”的感叹。乾隆下旨采集遗书，汇送京师，以彰文化之盛。一场规模浩大的大型图书编纂工作从此揭开了序幕。

　　乾隆帝于1773年下令成立《永乐大典》辑佚处，派军机大臣为总裁官，与《古今图书集成》（康熙皇帝所集）互为校核，择取缮写，各自为书。并将每部书的大意总结出来，写在书前，呈上裁定。将这些书汇总起来，名为《四库全书》，《四库全书》的编撰即由此开始。从乾隆三十八年（1773）2月成立“办理四库全书处”（后来改称“四库全书馆”），到乾隆四十六年（1781）12月第一套《四库全书》（即文渊阁《四库全书》）誊写完毕，历时9年。后来又誊写了6套，至嘉庆初年才结束，实际上用了大约20年的时间。

　　陈晓华和踪凡为记者介绍了《四库全书》的基本馆藏情况：7套《四库全书》分别是文渊阁《四库全书》，原藏于紫禁城内，共36078册、6144函，今藏台北故宫博物院；文源阁本原藏于圆明园内，英法联军1860年劫掠圆明园，一并毁于大火；文津阁本，藏于承德避暑山庄内，1915年运至北京，现藏国家图书馆。它共3503种，36304册，分装6144函；文溯阁本，原藏于盛京（今沈阳）故宫，1966年移藏甘肃省图书馆，共35990册，6191函，辑书3590种。这四阁称为“北四阁”，因均建于宫禁之中，又称“内廷四阁”。

　　与此相对应的是“江浙三阁”（南三阁）本：文宗阁本原藏于江苏镇江金山寺，有36340册、6197函，但在太平天国起义时毁于战火；文汇阁本原藏于江都县（今扬州市）的大观堂，同样在太平天国起义时毁于战火；文澜阁本原有35990册、6191函，藏于杭州西湖行宫。太平天国起义军攻入杭州，散失不少，后由民间藏书家丁申、丁丙兄弟全力搜集散失并抄补佚缺，现存于浙江省图书馆。另外，乾隆皇帝命人誊抄了副本，存入翰林院，但这套副本经英法联军及八国联军两次劫掠、焚烧，最终散失。

　　七部《四库全书》版本有差异

　　由于全书共誊抄7部，分藏7处，能有效避免各种条件下的“书厄”。虽然该书部分被损毁，但是还是有完整的《四库全书》经历了历史的巨大变迁和时光的洗礼保留了下来。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同为大型图书集成的《永乐大典》，因只誊抄了两部而分别毁于明末的李自成起义和后来的列强入侵。

　　不同版本的《四库全书》皆抄写而成，书纸皆朱标红格，采用正楷誊抄。皆采用包背装，装订成册后再置入书套或木匣内；七阁规制皆仿照范式天一阁式样，应“天一生水，地六成之”之说，六阁之名皆从水。书阁建成后，皆先收藏一部《古今图书集成》。

　　清初，康熙皇帝已经编纂了《古今图书集成》，乾隆皇帝在下令修书时也有他的私心。“他想在‘文治’上超越他的祖父，既然已有类书《永乐大典》在前，他也就只有以完全不同的方式编纂一套书，才有可能超越祖父，体现自己的文治之功。”陈晓华这样解释乾隆的“私心”。

　　除了收藏地点不同、每套所册数、函数略有差别外，不同版本的《四库全书》各套书间书皮颜色略有不同。从目前存世的版本来看，大家最熟知的文津阁《四库全书》，其封面为经部绿色、史部红色、子部蓝色、集部灰色，而文溯阁《四库全书》（藏于甘肃省图书馆）的颜色与文津阁本略有差异。

　　另外，七部《四库全书》纸张大小也不尽相同。南三阁较北四阁尺幅较小，像文澜阁藏书又经过丁氏兄弟等人抄补，佳纸难得，纸张质量、大小不尽相同。七部书盖印也不同：内廷四阁每册首页盖阁名之印，如“文渊阁宝”、“文溯阁宝”、“文宗阁宝”，末页盖“乾隆御览之宝”；南三阁藏书首页盖“古稀天子之宝”，末页盖“乾隆御览之宝”。

　　进献图书乾隆有奖励

　　两位专家介绍，《四库全书》的底本有很多来源，最主要的有六种：内府本，即政府藏书，包括武英殿等内廷各处藏书；敕撰本，即清初至乾隆时奉旨编纂的书，包括帝王的著作；各省采进本，即各省督抚征集来的图书；私人进献本，即各省藏书家自动或奉旨进呈的书；通行本，即采自社会上流行的书；《永乐大典》本，即从《永乐大典》中辑录出来的佚书。为了表彰进书者乾隆皇帝绞尽脑汁制定了“奖书”、“题咏”、“记名”等奖励办法：“奖书”，即凡进书500种以上者，赐《古今图书集成》（全书共近万卷）一部；进书100种以上者，赐《佩文韵府》一部。“题咏”即是凡进书百种以上者，择一精醇之本，由乾隆皇帝题咏简端，以示恩宠。“记名”即在提要中注明采进者或藏书家姓名。

　　“正是由于记名之法，不标书籍具体版本，加以四库修书时曾增删补改了一些书籍，才使大家怀疑《四库全书》所收书籍版本的可靠性，大到怀疑所有书籍版本的程度，但这是没有必要的。既然为了奖励而把书籍版本与进献书籍的人名或省份标注上，那么倘若被发现是劣等版本，岂不更方便对号入座惩处。那么谁敢轻易拿赝品以政治生命或身家性命家族祸福来糊弄乾隆。四库修书时，明文规定所收录的书籍必须是善本、足本。在中国封建时代‘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的传统下，以国家之力征集书籍，下面进献的必定是版刻优良的书籍。书籍经过层层关卡，方能入四库馆。四库馆臣也有鉴别版本优劣的能力，自然不会让劣等版本入选。当然，所征收书籍过多，有漏查现象也属必然，但这毕竟是少数。何况乾隆始终掌控全局，不时亲自过问。这样一个绝对权威的帝王在幕后挂帅，大家自然更是倍加小心谨慎。所以四库馆所收书籍应大部分是好的版本。”对于《四库全书》所用版本的疑问，陈晓华这样解释。

　　除了必须是善本足本之外，一部书若想收入《四库全书》，需要符合诸多条件，例如这部书的作者必须是已经故去的人。踪凡告诉记者，这条规定还引发了一件趣事：纪昀作为总纂官想利用“职务之便”将自己所作的《玉台新咏考异》收入《四库全书》，但是碍于这条规定，只得将这部书署上了自己已经故去的父亲纪容舒的名字。“但是根据后来学者的考证，这部书就是由纪昀所作。”踪凡说。

　　四库馆臣对书提出“应抄”、“应刻”、“应存”等具体意见。应抄之书是认为可以抄入《四库全书》的合格著作；应刻之书是认为最好的著作，这些著作不仅抄入《四库全书》，而且还应另行刻印，以广流传。应存之书是认为不合格的著作，不能抄入《四库全书》，而在《四库全书总目》中仅存其名，列入存目。对于应抄、应刻的著作，要比较同书异本的差异，选择善本作为四库底本。一种图书一旦定为四库底本，还要进行一系列加工，飞签、眉批就是加工的产物。飞签也叫夹签，是分校官改正错字、书写初审意见的纸条。这种纸条往往贴于卷内，送呈纂修官复审。纂修官认可者，可用朱笔改原文，否则不作改动。然后送呈总纂官三审，之后再送呈御览。

　　戴震因修书有功被赐“进士”

　　《四库全书总目》在“凡例”中写明，戏曲、小说不能入选《四库全书》。“当时的馆臣们都认为这些文艺作品并不入流。”踪凡解释。《四库全书》在经史子集之内进行的分类更是体现了千百年来中国人的学术观念。对此，踪凡做了详细的介绍：

　　“陆羽的《茶经》在《四库全书》中录入了子部的谱录类，按照现在的观念来看，把它录入农家类也是可以的，这就是文化观念的一种体现。又如，《楚辞》可以放在集部的别集类里，但是因为《楚辞》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开山鼻祖的意义，馆臣为《楚辞》单开一类，放在集部之首。这就体现了当时文人对于《楚辞》艺术造诣的重视与肯定。另外，同样是儒家学说的代表作《孟子》和《荀子》，《孟子》很早入经部，但是《荀子》没有，所以《荀子》就只能入子部儒家类。荀子的学生李斯、韩非是法家的代表人物，但《荀子》也并没有归入法家类。经部中有乐类，集部中有词曲类，但是这二者也是不同的，经部中的乐是祭祀用的高雅音乐，是黄钟大吕之音，而子部、集部中的乐则更类似现在的普通音乐。所以，《四库全书》有特定的分类标准，集中体现了中国传统的文化观念。”

　　陈晓华介绍，乾隆非常重视四库修书，自始至终一直关注，对修书有功之人给予了奖励。例如之前有过的大臣可因修书之功重新得到重用；当时屡试不第的大学者戴震因避仇人而入京，却由此结识纪昀等人，并被推荐进入四库馆，之后因其在学问上的精深，修书有功，被赐予同进士出身，获得了官方认可的“文凭”。其他士子也可以凭借自己的一手好字而得到一份誊抄的工作，四库馆先后选拔了3826人担任抄写工作，保证了抄写《四库全书》的需要。这其中不乏来京的各地士子，其中表现出色的人可以不用回原籍参加科举考试而是参加顺天府乡试。“就像‘异地高考’。”踪凡打趣说道。

　　多家单位合力为《四库全书》“申遗”

　　由于馆臣在编纂《四库全书》时对一些违碍清政府的前代典籍进行了篡改，所以很多学者认为四库本不是一个可靠的版本，所以除了电子检索方便外，一般不愿意使用。“但也不可一概而论。比如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佚得出的书，基本上，或者说最大限度地恢复了古籍面目，功劳极大，可以使用。”踪凡这样说。

　　踪凡介绍，《四库全书》在当代有两次较大的续补：第一次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由季羡林先生领衔，对《四库全书》的存目书进行搜集，编纂《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这套丛书1200册，季羡林总编纂，刘俊文、张忱石、孙言诚副总编纂，齐鲁书社1997年影印。收录散藏于国内外116所图书馆、博物馆以及少数私人藏书手中的四库存目书4508种，有三成以上为孤本或稀见本。

　　第二次始于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由顾廷龙、傅璇琮领衔，对《四库全书》进行大规模的续补工作。《续修四库全书》1800册，由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至2002年影印。

　　《续修四库全书》的收录范围包括《四库全书》遗漏、摒弃、禁毁而确有学术价值者；《四库全书》列入“存目”而确有学术价值者；《四库全书》已收而版本残劣，有善本足可替代者；《四库全书》未及收入的乾隆嘉庆以来著述之重要者；《四库全书》所不收的戏曲、小说，取其有重要文学价值者；新从域外访回之汉籍而合于本书选录条件者以及新出土的简帛类古籍而卷帙成编者……比如经部收有《马王堆帛书周易经传释文》等。时至今日，《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四库禁毁书丛刊》、《四库未收书辑刊》、《四库全书图鉴》等大型四库丛书相继出版，为四库研究者提供了更为详实的资料。

　　《四库全书》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与重视。2015年10月，陈晓华教授首倡《四库全书》申请世界记忆遗产。2017年6月，由首都师范大学中国四库学研究中心承办的第二届中国四库学高层论坛以及12月2日的《四库全书》申遗座谈会，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反响。这项工作在首师大中国四库学研究中心的努力下得到了四库七阁的积极响应，几家单位将共同进行申遗工作。陈晓华还为有兴趣了解《四库全书》及四库之学的古典文化爱好者推荐了一些读物，有《四库全书总目》、《四库全书简明目录》、《纂修四库全书档案》、《四库全书答问》、《“四库总目学”史研究》、《四库全书与十八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四库全书纂修研究》、《四库全书总目编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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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编：元王伟